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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皇帝会武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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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ta_mind
    擦汗
    2014-9-17 14: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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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[LV.2]偶尔看看I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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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:保良

    :

    中国甘肃人

    贾嫣祺

    发表于 2015-7-24 16:16:19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    满族人在关外时,主要以畜牧、游猎为生。因此,扬鞭策马,弯弓射箭,几乎是每个成年男子必备的本领。加之努尔哈赤为狩猎和军事行动的需要,创建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,骑射更成为每个旗民的必修之课。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为清王朝造就了成千上万能骑善射的将士。这些将士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创建清王朝的过程中,贡献重大。于是,骑射尚武,被清朝诸帝奉为“满洲根本”、“先正遗风”。

      清朝皇帝会武功清初,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诸帝,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,以保持骑射传统不至丢弃。首先是加强皇子宗室、八旗贵胄勿忘骑射传统的教育。顺治帝曾规定,10岁以上的亲王及闲散宗室,每隔10天到校场进行一次骑射演习。对20岁以上有品秩的宗室要求更严,指定他们每年春秋要戴盔披甲,参加宗人府举行的弓马考试;并授权宗人府对态度怠惰,成绩低劣者进行参处。顺治帝对自己的儿子也毫不宽纵,特为幼小的玄烨(后来的康熙帝)选择了技艺高超的侍卫默尔根做老师,训练玄烨骑射,像读书作字一样“日有课程”。玄烨稍有不合要求,默尔根即直接指出。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,玄烨练就一身好武功,能用长箭,挽强弓,策马射侯(布靶)十有九中。康熙二十二年,他在浅草丛中一箭射死猛虎,又传在马上连发三箭,箭箭射过峰顶,其山便称为“三箭山”。晚年他曾对众群臣、侍卫说:“朕自幼至老,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,熊二十,狼九十六,野猪一百三十二,哨获之鹿凡数百,其余射获诸兽,不胜计矣。又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。”

      康熙帝深感掌握骑射武功,是保持满洲贵族优势的一个重要条件。因此,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亲自为诸皇子督课,命他们黎明上殿背诵经书,继而练习骑射,天天如此,从不间断。康熙帝本人也常常率领众皇子和侍卫大臣,到西苑紫光阁前练习校射。

      对普通八旗子弟,康熙帝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,清入关以后,很多旗员见应举赴考升迁较快,纷纷放弃武功,争趋文事。骑射传统已渐有丧失殆尽的危险。康熙帝便在鼓励八旗子弟报考文场的同时,特命兵部先行考试满语和骑射。只有弓马合格者方准入闱,以示不忘尚武之本。此外,康熙帝又大大提高武试人员的地位。自康熙二十九年(1690年)后,每当在紫光阁前考试武进士骑射、刀、石时,康熙帝都亲自拔擢其中弓马娴熟、武艺高超者充任御前侍卫,附入上三旗。雍正年间明文规定:汉武进士一甲第一名(状元)授一等侍卫,第二、三名授二等侍卫。对习武的人来说,担任御前侍卫,是难得的荣耀。

      确立大阅、行围制度,是清王朝崇尚武功,倡导骑射之风的又一重要措施。大阅典礼,每三年举行一次。皇帝要全面检阅王朝的军事装备和士兵的武功技艺。八旗军队则各按旗分,依次在皇帝面前表演火炮、鸟枪、骑射、布阵、云梯等各种技艺。清帝除以大阅这种形式来训练八旗军队外,也把大阅视为向各族首领炫耀武力的机会。

      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,蒙古喀尔喀诸部台吉(清廷赐封蒙古部落的爵号)进京朝贡,康熙帝特命举行大阅,演习一批新型火炮,并全副武装来到举行大阅的王家岭。参加检阅的十几万八旗官兵,早已陈兵列队于山坡谷底。康熙帝升座后,军中响起螺号声,接着红旗飞扬,排炮并发。几百门大炮相继轰鸣,场内的靶侯随声而倒,场面十分壮观。随同康熙帝参加大阅的蒙古各部落王公,从未见过如此阵势,不免呈现惊惧之色。康熙帝十分得意,但却假作安慰:“阅兵乃本朝旧制,岁以为常,无足惊惧也。”

      自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起,康熙帝每年都用田猎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,以训练八旗军队的实战本领。或猎于边墙、或田于塞外,四、五十年来,从未中断。对皇帝这样不辞劳苦,每年往复奔波于长城内外,不少朝臣困惑不解。有人甚至以“劳苦军士”为由,上疏反对。这种与尚武之风背道而驰的奏疏,自然遭到康熙帝的拒绝。他不但一如既往进行大规模军事训练,而且为平息蒙、藏地区的动乱,还数次领兵亲征宁夏、内蒙。有一次康熙帝率军行至呼和浩特,遇到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,行营处早已准备好御营,但康熙帝为鼓舞士气,却身披雨衣,伫立旷野,直到几十万大军全部安营扎寨,才入营用膳。事实证明,由于康熙帝不忘武备,勤于训练,八旗军队才能在平定三藩、收复台湾等战役中,获得辉煌的战绩。康熙帝晚年曾以满意的心情回忆这段往事:“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,惮于劳苦,不加训练,又何能远征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。”

      为了进一步提高八旗军队的习武技能,清初诸帝还设立了善扑营、虎枪营、火器营等特殊兵种。专门演习摔跤、射箭、刺虎以及操演枪炮等。康熙初年,辅政大臣鳌拜专权跋扈,康熙帝就是借助一批年少有力,又善扑击之戏的卫士,除掉权臣鳌拜。此后,正式设立相扑营。每当皇帝在西苑紫光阁赐宴蒙古藩王或亲试武进士弓、马、刀、石时,均由善扑营表演相扑、勇射,并为武进士预备弓、石。

      火器营是随着八旗军队中,鸟枪火炮的数量不断增多而设置的。早在关外时,八旗军队就开始使用枪炮。被他们称为“红衣大炮”的火器,大多是从明军手中缴获的。几十年后,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乱时,才发现库存火炮的数量和质量,都已无法应付大规模的战争。当时清王朝中并无兵器专家,康熙帝只好任命在钦天监供职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试制新炮。南怀仁不敢违命,运用在欧洲学到的全部物理、化学、机械等方面的知识,绞尽脑汁,设计并制成新型火炮三百二十门。康熙帝对南怀仁制炮一直十分关注,视新式武器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,因此在卢沟桥试炮时,亲临现场观看。这次试炮非常成功,每门大炮的命中率都很高。康熙帝十分高兴,当场赐新型火炮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:“神威无敌大将军”,并在炮场赐宴八旗官员。康熙帝充分肯定南怀仁制炮的功绩,解下自己的貂裘赏给南怀仁,又破格提拔这个外国传教士为二品工部右侍郎。随着战争的深入,枪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,使用火器的士兵也越来越多,于是康熙帝将这批人组织起来,设立了火器营,共辖官兵近八千人。使用鸟枪火炮等较进步武器,无疑有促进在八旗军队中倡导尚武之风的作用。

      尽管清初诸帝十分重视对子孙后代的骑射传统教育,但骄奢淫逸的生活,承平安定的环境,却使宗室王公的成绩每况愈下。到乾隆年间,有不少王公贵族已不会讲满语,弓马技术也很平常。乾隆帝对此十分恼怒,下令宗人府每月要考察宗室王公子弟一次,“若犹有不能讲满语,其在宗学者,着将宗人府王公等及教习一并治罪,其在家读书者,将伊父兄一并治罪。”对宗室王公,乾隆帝则亲自指派皇子或御前大臣主持,每季进行一次满语和骑射的考试。乾隆帝时,特命在紫禁城中兴建练习骑射的箭亭一座,并在箭亭、紫光阁及侍卫教场等练武场所刻石立碑,教育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娴熟骑射、精通满语的尚武传统。

    清朝皇帝重视武功骑射,是考虑到王朝社稷的命运;为了自身的安全,更重视宫廷的防卫。

      清代宫廷禁卫,有侍卫处、护军营、前锋营诸兵种。侍卫处侍卫因直接警卫皇帝,所以备受重视,品级也较高。一等侍卫正三品,相当于顺天府尹;二等侍卫正四品,三等侍卫正五品,也相当于各部院司长。担任侍卫的人员,都选自皇帝亲辖的上三旗。其中武艺高强、品貌端正的任御前侍卫,其余多数分成内外两班。内班宿卫乾清门、内右门、神武门、宁寿门;外班宿卫太和门。尽管八旗兵是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,但对皇帝来说,却有亲辖的上三旗和诸王分辖的下五旗亲疏之分。这种区别也反映到宫廷禁卫制度中。紫禁城内各门,除最核心的部分由侍卫处警卫外,其余诸门,如午门、东西华门、神武门等,均由护军营和前锋营中属上三旗的官兵负责。禁城外,如大清门、天安门、端门等,就都交给下五旗去把守了。保卫宫廷安全,是侍卫处、护军营和前锋营的第一任务。他们人数众多,武器精良,仅护卫军官兵每天每班就多达五百二十五人。在设有禁军值宿的紫禁城内外各门,都配备弓箭、撒袋、长枪等军器,要求弓弦每天张驰,枪箭十天一磨,武器终年见新。

      紫禁城是帝后妃嫔的生活重地,又是清朝最大的办事机构。每天出入禁城的,上至王公大臣,下至工匠厨役,人员繁杂,人数众多。纵有深池高墙,也难免发生差错。为了加强宫廷禁卫,皇帝也订立了许多具体制度。在紫禁城门外有下马碑,要求官员人等到此下马,停带护卫,只允许亲王、郡王、贝勒各带两名护卫入朝。对入朝办事的大臣,也按不同等级和类别,限定各自行走的大门。如皇帝走午门中门,宗室王公走右门,其他官员走左门;内大臣及内监工役等走东、西华门和神武门侧门。禁城之内,御前侍卫、南书房大臣等,因与皇帝最为接近,可出入乾清门。御前大臣、军机处大臣等走内右门。禁城周围的每座大门还设手执红杖的护卫二名,更番轮坐门旁,亲王经过亦不起立,有不报名擅入者,则以红杖责打。另有专人查核出入此门的官员姓名。对在宫中供役的苏拉(杂役)、工匠、厨师等,又另有查核的办法。即由各管理衙门发给记有姓名、旗分及本人特征的腰牌,作为出入禁门的凭证,门上并有底册以供核对。

      入夜之后,宫廷防卫更为严密。出入禁门,须持有“圣旨”字样的阳文合符与各门持有的阴文合符相吻合才能开门放行。巡更有“传筹”制,即由值班护军围绕禁城依次传递一根长约一尺的木棒(即筹),循环往复,终夜不绝。传筹经过宫中的主要大门和通道,以检查各处的值更人员,防止有人玩忽职守。

      尽管宫廷防卫森严,还是多次发生过使皇帝震惊的事情。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六月,有个僧人手持腰刀,只身闯人东华门。在场值班护军有数十人,都被僧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吓住,竟无一人敢上前拦阻。直到僧人行至协和门,才被几个护军擒获。乾隆帝得知此事后,深感防卫制度懈弛,禁军怯懦无能。他怒斥护军“守御多人,竟不能一为阻拦!如军前遇敌,谅不过惟怯奔溃而已!”并下令将这一上谕制成木牌,悬挂在各进班之处,以示训诫。

      康熙御制威远将军炮

      清代使用火炮始自关外皇太极时。康熙年间因平定三藩战争之需,开始大批生产火炮。此炮为铜制,重五百六十斤,使用铁弹重三十斤。炮身上用满,汉文镌“大清康熙二十九年景山内御制威远将军。总管监造:御前一等侍卫海青。监造官:员外郎勒理。笔帖式巴格。臣役:伊帮政,李文德。”

      藤牌

      藤牌是盾牌的一种,最初生产于福建,为藤条编织而成。由于藤牌轻便,坚固又有韧性,在古代战争中被广泛地当作防卫武器。清代所有绿营军都设有藤牌兵;在旗汉军骁骑营中,还设有藤牌营,作为护炮的特种兵。康熙年间,清军在雅克萨抗击俄军入侵时,曾发挥藤牌兵的作用,克敌制胜。

      满族人在关外时,主要以畜牧、游猎为生。因此,扬鞭策马,弯弓射箭,几乎是每个成年男子必备的本领。加之努尔哈赤为狩猎和军事行动的需要,创建了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,骑射更成为每个旗民的必修之课。这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为清王朝造就了成千上万能骑善射的将士。这些将士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创建清王朝的过程中,贡献重大。于是,骑射尚武,被清朝诸帝奉为“满洲根本”、“先正遗风”。

      清初,顺治、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诸帝,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,以保持骑射传统不至丢弃。首先是加强皇子宗室、八旗贵胄勿忘骑射传统的教育。顺治帝曾规定,10岁以上的亲王及闲散宗室,每隔10天到校场进行一次骑射演习。对20岁以上有品秩的宗室要求更严,指定他们每年春秋要戴盔披甲,参加宗人府举行的弓马考试;并授权宗人府对态度怠惰,成绩低劣者进行参处。顺治帝对自己的儿子也毫不宽纵,特为幼小的玄烨(后来的康熙帝)选择了技艺高超的侍卫默尔根做老师,训练玄烨骑射,像读书作字一样“日有课程”。玄烨稍有不合要求,默尔根即直接指出。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,玄烨练就一身好武功,能用长箭,挽强弓,策马射侯(布靶)十有九中。康熙二十二年,他在浅草丛中一箭射死猛虎,又传在马上连发三箭,箭箭射过峰顶,其山便称为“三箭山”。晚年他曾对众群臣、侍卫说:“朕自幼至老,凡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,熊二十,狼九十六,野猪一百三十二,哨获之鹿凡数百,其余射获诸兽,不胜计矣。又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。”

      康熙帝深感掌握骑射武功,是保持满洲贵族优势的一个重要条件。因此,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亲自为诸皇子督课,命他们黎明上殿背诵经书,继而练习骑射,天天如此,从不间断。康熙帝本人也常常率领众皇子和侍卫大臣,到西苑紫光阁前练习校射。

      对普通八旗子弟,康熙帝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,清入关以后,很多旗员见应举赴考升迁较快,纷纷放弃武功,争趋文事。骑射传统已渐有丧失殆尽的危险。康熙帝便在鼓励八旗子弟报考文场的同时,特命兵部先行考试满语和骑射。只有弓马合格者方准入闱,以示不忘尚武之本。此外,康熙帝又大大提高武试人员的地位。自康熙二十九年(1690年)后,每当在紫光阁前考试武进士骑射、刀、石时,康熙帝都亲自拔擢其中弓马娴熟、武艺高超者充任御前侍卫,附入上三旗。雍正年间明文规定:汉武进士一甲第一名(状元)授一等侍卫,第二、三名授二等侍卫。对习武的人来说,担任御前侍卫,是难得的荣耀。

    确立大阅、行围制度,是清王朝崇尚武功,倡导骑射之风的又一重要措施。大阅典礼,每三年举行一次。皇帝要全面检阅王朝的军事装备和士兵的武功技艺。八旗军队则各按旗分,依次在皇帝面前表演火炮、鸟枪、骑射、布阵、云梯等各种技艺。清帝除以大阅这种形式来训练八旗军队外,也把大阅视为向各族首领炫耀武力的机会。

      康熙二十四年(1685年),蒙古喀尔喀诸部台吉(清廷赐封蒙古部落的爵号)进京朝贡,康熙帝特命举行大阅,演习一批新型火炮,并全副武装来到举行大阅的王家岭。参加检阅的十几万八旗官兵,早已陈兵列队于山坡谷底。康熙帝升座后,军中响起螺号声,接着红旗飞扬,排炮并发。几百门大炮相继轰鸣,场内的靶侯随声而倒,场面十分壮观。随同康熙帝参加大阅的蒙古各部落王公,从未见过如此阵势,不免呈现惊惧之色。康熙帝十分得意,但却假作安慰:“阅兵乃本朝旧制,岁以为常,无足惊惧也。”

      自康熙二十一年(1682年)起,康熙帝每年都用田猎组织几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,以训练八旗军队的实战本领。或猎于边墙、或田于塞外,四、五十年来,从未中断。对皇帝这样不辞劳苦,每年往复奔波于长城内外,不少朝臣困惑不解。有人甚至以“劳苦军士”为由,上疏反对。这种与尚武之风背道而驰的奏疏,自然遭到康熙帝的拒绝。他不但一如既往进行大规模军事训练,而且为平息蒙、藏地区的动乱,还数次领兵亲征宁夏、内蒙。有一次康熙帝率军行至呼和浩特,遇到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,行营处早已准备好御营,但康熙帝为鼓舞士气,却身披雨衣,伫立旷野,直到几十万大军全部安营扎寨,才入营用膳。事实证明,由于康熙帝不忘武备,勤于训练,八旗军队才能在平定三藩、收复台湾等战役中,获得辉煌的战绩。康熙帝晚年曾以满意的心情回忆这段往事:“若听信从前条奏之言,惮于劳苦,不加训练,又何能远征万里之外而灭贼立功乎。”

      为了进一步提高八旗军队的习武技能,清初诸帝还设立了善扑营、虎枪营、火器营等特殊兵种。专门演习摔跤、射箭、刺虎以及操演枪炮等。康熙初年,辅政大臣鳌拜专权跋扈,康熙帝就是借助一批年少有力,又善扑击之戏的卫士,除掉权臣鳌拜。此后,正式设立相扑营。每当皇帝在西苑紫光阁赐宴蒙古藩王或亲试武进士弓、马、刀、石时,均由善扑营表演相扑、勇射,并为武进士预备弓、石。

      火器营是随着八旗军队中,鸟枪火炮的数量不断增多而设置的。早在关外时,八旗军队就开始使用枪炮。被他们称为“红衣大炮”的火器,大多是从明军手中缴获的。几十年后,康熙帝在平定三藩叛乱时,才发现库存火炮的数量和质量,都已无法应付大规模的战争。当时清王朝中并无兵器专家,康熙帝只好任命在钦天监供职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试制新炮。南怀仁不敢违命,运用在欧洲学到的全部物理、化学、机械等方面的知识,绞尽脑汁,设计并制成新型火炮三百二十门。康熙帝对南怀仁制炮一直十分关注,视新式武器为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,因此在卢沟桥试炮时,亲临现场观看。这次试炮非常成功,每门大炮的命中率都很高。康熙帝十分高兴,当场赐新型火炮一个威风凛凛的名字:“神威无敌大将军”,并在炮场赐宴八旗官员。康熙帝充分肯定南怀仁制炮的功绩,解下自己的貂裘赏给南怀仁,又破格提拔这个外国传教士为二品工部右侍郎。随着战争的深入,枪炮的需求量越来越大,使用火器的士兵也越来越多,于是康熙帝将这批人组织起来,设立了火器营,共辖官兵近八千人。使用鸟枪火炮等较进步武器,无疑有促进在八旗军队中倡导尚武之风的作用。

      尽管清初诸帝十分重视对子孙后代的骑射传统教育,但骄奢淫逸的生活,承平安定的环境,却使宗室王公的成绩每况愈下。到乾隆年间,有不少王公贵族已不会讲满语,弓马技术也很平常。乾隆帝对此十分恼怒,下令宗人府每月要考察宗室王公子弟一次,“若犹有不能讲满语,其在宗学者,着将宗人府王公等及教习一并治罪,其在家读书者,将伊父兄一并治罪。”对宗室王公,乾隆帝则亲自指派皇子或御前大臣主持,每季进行一次满语和骑射的考试。乾隆帝时,特命在紫禁城中兴建练习骑射的箭亭一座,并在箭亭、紫光阁及侍卫教场等练武场所刻石立碑,教育子孙后代永远铭记娴熟骑射、精通满语的尚武传统。

      清朝皇帝重视武功骑射,是考虑到王朝社稷的命运;为了自身的安全,更重视宫廷的防卫。

      清代宫廷禁卫,有侍卫处、护军营、前锋营诸兵种。侍卫处侍卫因直接警卫皇帝,所以备受重视,品级也较高。一等侍卫正三品,相当于顺天府尹;二等侍卫正四品,三等侍卫正五品,也相当于各部院司长。担任侍卫的人员,都选自皇帝亲辖的上三旗。其中武艺高强、品貌端正的任御前侍卫,其余多数分成内外两班。内班宿卫乾清门、内右门、神武门、宁寿门;外班宿卫太和门。尽管八旗兵是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,但对皇帝来说,却有亲辖的上三旗和诸王分辖的下五旗亲疏之分。这种区别也反映到宫廷禁卫制度中。紫禁城内各门,除最核心的部分由侍卫处警卫外,其余诸门,如午门、东西华门、神武门等,均由护军营和前锋营中属上三旗的官兵负责。禁城外,如大清门、天安门、端门等,就都交给下五旗去把守了。保卫宫廷安全,是侍卫处、护军营和前锋营的第一任务。他们人数众多,武器精良,仅护卫军官兵每天每班就多达五百二十五人。在设有禁军值宿的紫禁城内外各门,都配备弓箭、撒袋、长枪等军器,要求弓弦每天张驰,枪箭十天一磨,武器终年见新。

      紫禁城是帝后妃嫔的生活重地,又是清朝最大的办事机构。每天出入禁城的,上至王公大臣,下至工匠厨役,人员繁杂,人数众多。纵有深池高墙,也难免发生差错。为了加强宫廷禁卫,皇帝也订立了许多具体制度。在紫禁城门外有下马碑,要求官员人等到此下马,停带护卫,只允许亲王、郡王、贝勒各带两名护卫入朝。对入朝办事的大臣,也按不同等级和类别,限定各自行走的大门。如皇帝走午门中门,宗室王公走右门,其他官员走左门;内大臣及内监工役等走东、西华门和神武门侧门。禁城之内,御前侍卫、南书房大臣等,因与皇帝最为接近,可出入乾清门。御前大臣、军机处大臣等走内右门。禁城周围的每座大门还设手执红杖的护卫二名,更番轮坐门旁,亲王经过亦不起立,有不报名擅入者,则以红杖责打。另有专人查核出入此门的官员姓名。对在宫中供役的苏拉(杂役)、工匠、厨师等,又另有查核的办法。即由各管理衙门发给记有姓名、旗分及本人特征的腰牌,作为出入禁门的凭证,门上并有底册以供核对。

      入夜之后,宫廷防卫更为严密。出入禁门,须持有“圣旨”字样的阳文合符与各门持有的阴文合符相吻合才能开门放行。巡更有“传筹”制,即由值班护军围绕禁城依次传递一根长约一尺的木棒(即筹),循环往复,终夜不绝。传筹经过宫中的主要大门和通道,以检查各处的值更人员,防止有人玩忽职守。

      尽管宫廷防卫森严,还是多次发生过使皇帝震惊的事情。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六月,有个僧人手持腰刀,只身闯人东华门。在场值班护军有数十人,都被僧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吓住,竟无一人敢上前拦阻。直到僧人行至协和门,才被几个护军擒获。乾隆帝得知此事后,深感防卫制度懈弛,禁军怯懦无能。他怒斥护军“守御多人,竟不能一为阻拦!如军前遇敌,谅不过惟怯奔溃而已!”并下令将这一上谕制成木牌,悬挂在各进班之处,以示训诫。

      嘉庆年间,还发生了两件直接危及皇帝生命安全和宫闱安全的大事。嘉庆八年(1803年)闰二月,曾在御膳房供役的陈德因生活困苦,不堪忍受,带儿子潜人宫中,乘嘉庆帝回官进入神武门之机,手执小刀上前行刺。在场的一百多名护军,个个不知所措,只有御前侍卫等六人敢上前与陈德搏斗,最后缚住陈德,但也被扎伤多处。嘉庆帝为此惶恐不安,急忙下令稽查宫廷门禁制度,又命重制乾隆二十三年上谕木牌,同时将他本人训诫护军的上谕也制成木牌,一并悬挂于各进班之所。似乎这样一来就能制止侵犯宫廷事件的发生。然而事与愿违,十年后又发生更加令人震惊的事件。天理教一支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军以太监作内应,乘朝中大臣都到京东迎驾之机,从东、西华门闯入紫禁城,直趋皇帝寝宫养心殿。当时嘉庆帝虽不在宫中,起义军也因人少力单很快就被打败,但嘉庆帝仍然惊呼此为“汉唐宋明未有之事”。回宫途中即不得不发出“罪己诏”。

      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没落,紫禁城的防卫也如江河日下。到同冶,光绪时期,又发生端门被窃军械,慈宁宫丢失铜链等失窃事件。靠近紫禁城四门之地,竟常有买卖食货的小贩私行往来。至于冒名顶替,混入宫内的就更是屡见不鲜了,慈禧太后、光绪帝除哀叹“成法日久废弛”,令禁军应“严密梭巡”外,则根本无力整饬军纪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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